保險金融是扶貧之路
2019-04-22 13:12
來源:經濟觀察報
（文章來源：全景網）
【金融其實很簡單】
說到金融縮小收入差距、促進消費平等，孫挺跟我講到之前的官方報道，說截至2015年底，全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8.58億人，其中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有5.05億人蔘保，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有3.53億人蔘保；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全民，參保率95%以上，像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其它保險的覆蓋面也不斷擴大。報道還說，正因為有了這些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扶貧成績顯著。
針對這些報道，孫挺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保險能幫助扶貧？或者說，如果沒有保險金融，貧困人口就會持續地高嗎？
為了回答孫挺的這個問題，我們就談土地分配這個老話題。以往，學者喜歡把中國歷史上的苦難和革命都歸結到土地的私有體制上。比如，錢穆（2001）就認為：“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兼并，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黃仁宇（1997）說：“東漢之覆亡，‘兼并’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富室大戶無法應對”，等等。
那麼，歷史上的苦難包括土地兼并到底是土地私有造成的，還是因為缺乏保險金融造成的呢？由於我自己出生在湖南農村，知道沒有哪個农民會不珍惜土地的；除非沒有別的活路，否則，他們不會在明明知道賣地可能造成赤貧的情況下還要賣地的。可是，那些逼迫农民走投無路的狀況又是什麼呢？
在沒有保險金融的社會裡，災害風險和健康風險是導致貧困的最主要原因。
金融決定土地分配結構
紐約的凱恩（MeadCain）教授在1981年發表一份研究，看二戰結束後印度和孟加拉國農村的土地分配是如何變遷的。結果，他發現，印度农民在受到災害衝擊時，被迫賣地的比較少，所以，二戰結束以來，土地分配結構顯著改善，無地农民佔比減少；但是，孟加拉的情況正好相反：每次災害都會引發更多农民賣地，最終土地越來越集中。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具體而言，在1950-1978年間，印度村莊有56%的無地农民獲得土地，41%的小農增加土地，而只有15%的小農和中農賣掉土地，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從開始的0.76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0.62，說明印度的土地分配變得更加平衡、土地所有權差距縮小。而同期間，孟加拉村莊只有43%的無地农民獲得土地，26%小農增加土地，但有65%的小農、55%的中農失去土地，土地基尼係數則從起初的0.6上升到1970年代後期的0.69，土地往少數人集中。
僅就無地貧農和小農的土地經歷看，印度的發展比孟加拉好很多。印度有更多無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土地，生存狀況得到改善，失地的农民佔比很少，但孟加拉國則相反，超過一半的有地农民被迫賣地。凱恩教授選擇做對比的印度和孟加拉國村莊，在地理和氣候環境上都非常類似，但遭遇卻截然不同。為什麼呢？
從凱恩教授的細化分析中看到，在孟加拉國農村，賣地最多的時期是在1968以及1970-1974年間的水災，還有就是1975年的大飢荒，而相對而言，印度農村在旱災水災年份賣地頻率也增加，但總體增幅遠低於孟加拉國村莊。為什麼要賣地呢？從賣地所得的用途看，孟加拉國农民賣地有51%是為了食物，為了填飽肚子，7%是為了買葯治病；在印度，情況則大為不同，只有14%的賣地是為了買食物或治病，64%是為了子女教育、婚嫁或者生產投資。
而之所以兩個經濟水平相當的地區在土地分配的變動上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於農村金融的發展程度，取決於當地农民是否有辦法應對災害風險和醫療風險。相對而言，印度農村的保險、儲蓄和借貸機構雖然也不發達，但遠比當時的孟加拉國強，哪怕原始的金融也能在關鍵時候給印度农民提供度過難關的途徑，減少賣地求活路的需要。比較兩國的農村，凱恩教授發現三大區別：首先，印度農村的民間貸款利率更低，且更容易獲得。其次，用土地做抵押貸款在孟加拉非常普遍，甚至是最主要的貸款形式，這本身也反映那裡的借貸市場更加欠發達；當然，土地不適合作為避險手段，因為這嚴重影響災荒之後貸款人的生產能力，只有迫不得已才會使农民走這條路。最後，對於非正規渠道的貸款，孟加拉農村的實際利率是印度農村的2至6倍；在印度，年利率在36%至60%間，而在孟加拉國，這種利率高達120%至240%。
在那些時期，信貸合作社是印度農村最主要的放貸機構，而孟加拉農村並沒有此類機構。根據一項對1972旱災年印度農村的調查，55%的貸款是從放貸機構獲得，而在隨後氣候正常的1973年，機構貸款占所有貸款的83%。相形之下，在同期的孟加拉農村，只有9%的貸款是從正規機構獲得的。在災荒最嚴重的四個村落，機構貸款只佔5%。
由此可見，印度更發達的信貸市場給农民提供了更為有效的風險應對手段，因此，災荒年份被迫賣地、土地往少數人集中的情況就沒有孟加拉國那麼嚴重，印度農村的土地基尼係數越來越低，而孟加拉國的土地所有權差距在不斷加大。從2014年世界銀行兩位研究員（BruhnandLove）對墨西哥的研究中也發現，當本地的一家連鎖超市公司在800個分店開設小額貸款服務后，兩年內，所服務到的社區小微企業佔比上升7.6%，包括個體戶在內的小微企業收入增加7%，而失業人數下降1.4%，人均GDP顯著上升。金融的扶貧效果明顯。
關於土地的爭論
關於貧富差距的後果，孔子在《論語》中就有經典論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後的兩千餘年，從政治家、詩人、詞人到思想家，關於貧富差異的論述數不勝數，但究竟什麼導致貧富差距呢？前面引用的錢穆和黃仁宇的解讀就很典型，認為土地的私有和兼并是根本起因。但是，凱恩教授對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告訴我們，同樣是土地私有的兩個國家，一個是土地分配越來越平衡，而另一個則反之。
從中國的歷史經歷中，我們是否能看到類似的情況呢？
就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為例。白壽彝在《中國通史——明朝》中談到：“中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以後，由於法制日趨松廢，土地兼并之風盛行。”“正德、嘉靖以降，社會風氣大變，官豪勢要之家紛紛求田問舍，廣置田產，土地兼并之風益為盛行。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產逃亡。”描述的情況跟二戰結束后的孟加拉國農村場景十分相似。
明朝後期的土地兼并程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高。根據欒成顯編寫的《明代黃冊研究》中的資料，我們可以計算明末萬曆年間安徽休寧縣的土地分配基尼係數，其中萬曆十年（1582年）的土地基尼係數為0.34，萬曆二十年（1592年）為0.30，萬曆三十年為0.21，萬曆四十年為0.18。由此可見，萬曆年間的土地基尼係數在0.34以下，表明明末的土地分配比較均等，尤其是遠低於最近幾十年印度和孟加拉國農村的土地分配差距，說明那時的土地兼并程度不會太高；其次，從萬曆十年到萬曆四十年，土地分配基尼係數逐漸降低，土地分配趨於分散化。這些告訴我們，明末农民起義的起因不是土地私有、土地併購或土地分配本身。
導致李自成起義並幾次從失敗中爬起來的直接原因是旱災，暴政下的社會已經像一堆乾柴，只等旱災這樣的點火事件。從氣象記載看，明末中國處於“小冰期”，旱災頻發，陝西與河南一帶連續多年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在當時，既沒有發達的跨地區商品市場，又沒有保險和借貸市場，因此，頻繁的旱災等同於長久持續的大面積飢荒。長期災荒，既帶來永久赤貧，也成為改朝換代革命的導火索。正如鄧拓在《中國救災史》中論斷的：“农民窮乏與飢餓，既達極點，流移死亡的現象，繼續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农民的普遍起義，勢不可免，所謂‘鋌而走險’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想想，如果那時候就有今天這樣的保險金融，明朝會被推翻嗎？
今天講的第一個要點是，災害風險、疾病風險是導致貧困的最關鍵因素。一般而言，人們能夠應對正常情況下的生存需要，但是一旦發生意外（風險），就會將正常家庭置於困境甚至絕境。其次，不管是基於印度和孟加拉國農村的對比研究，還是基於中國的災荒與革命歷史都表明，一旦發生災害，就會迫使既沒保險又沒借貸市場支持的家庭走投無路，只好賣地或其它值錢的東西或者組織暴動。因此，歷史上的土地分配過於集中本身不是土地私有或土地併購的結果，而是缺乏金融的結果。最後，發展保險金融是扶貧和拉平消費差距的關鍵，也是展現金融普惠性的具體措施。
（本文系喜馬拉雅《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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