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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冬，美國人伊瑟爾·森卓維克，從紐約，經舊金山、香港、天津，一路輾轉到了北京。
那時紐約到北京還沒有直飛。森卓維克在20多年後回憶起這次北京之旅：
「北京機場很小，和我想象中中國首都機場應有的規模相去甚遠。人行派人接機，進京的道路為雙向兩車道，路上幾乎沒有民用車輛。倒是有不少卡車、自行車和驢車。出租車很少。
進京途中，路邊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來正值收穫季節，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儲大白菜。」
森卓維克的身份是紐約聯儲銀行執行副總裁，作為美聯儲代表，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邀請，加入國際顧問專家組（IAP），支持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的開發建設。
CNAPS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項目，為商業銀行之間和商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支付業務提供資金清算的系統，是中國金融市場的核心支持系統。
在當時，中國的支付系統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以同城現金交易和低效的跨行異地直面交易為主，異地支付的結算能拖上30天，大筆資金要被凍結待結算。
直到1990年底，整个中國金融系統已安裝的大中型电子計算機僅有130餘台套，小型機及超級微機1600餘台套，ATM不過400餘台——當時美國銀行業ATM總數超過8萬台。
那時候銀行櫃檯大多還處於手工階段，除了算盤和鋼筆，就是成堆的賬本；在券商營業部，堆滿了手工來不及處理的股票交易單據，要等交易所收市后逐筆匯總對賬結算，動輒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了互聯互通的實時結算。諸如美聯儲的實時全額結算系統Fedwire早在1970年就實施了，德國和日本的系統分別於1987年、1988年實施，英國和香港的系統也在1996年實現了落地。
沒有現代化的支付系統，就無法支撐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也無法真正發揮中央銀行的功能。從80年代末開始，央行着手設計新的支付體系。
與森卓維克一同加入的專家組成員，來自英格蘭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日本銀行和香港金管局，他們正是這些國家/地區的現代化實時全額結算系統的設計者和實施者。
專家組的主席是時任央行副行長陳元，背景顯赫的他有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成為CNAPS項目中方人員和國際專家之間的紐帶。包括CNAPS在內的中國金融电子化建設，則貫穿了陳元在央行任職的十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
1992年，在引入世界銀行的技術和資金援助之後，央行正式啟動CNAPS項目。在90年代，世行每年對中國的援助貸款高達數十億美元。
世行方面負責該項目的是金融發展部高級經理沈聯濤，他在項目啟動不久后赴港，先後出任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香港證監會主席，後來還成了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是馬來西亞人，他的父親沈芷人是一名傳奇華商，早年與鄧小平等同批赴法留學。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設實施進行國際招標，最終中標方為日本NTT DATA公司，而項目的建設直到1996年才動工。
或許時代變化太快，又或者與NTT DATA的合作成效不及預期，2000年底，央行改變戰略，決定“調整定位、借鑒吸收、完善需求、以我為主，加快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建設”。
此後，大、小額支付系統的項目承接方換成了國內的一家軟件公司，央行清算總中心則派技術人員全程參與，學習掌握支付系統的設計開發方法和經驗。
2002年10月8日，大額支付系統成功建成上線，標志著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時代的來臨；此後清算總中心又相繼建成了小額批量支付系統、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境內外幣支付系統、电子商業匯票系統、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
它們所構成的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奠定了後來中國移動支付以及金融科技引領全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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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金融科技建設，不可能繞開央行金電系統。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人民銀行核算工廠，其業務是從事全國手工聯行對賬工作。
1970年，核算工廠一度遷至四川省旺蒼縣，直到1975年遷回北京，也是從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同時啟動了“全國大中城市銀行核算試驗工程”。
在80年代初，銀行業開始了聯機實時處理的嘗試，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條街的6家儲蓄所進行聯網。這一時期，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來自國外的先進計算機系統和技術，逐漸被大規模引進、吸收和推廣。
1984年，央行將核算工廠改為电子計算中心。
隨着政府機構改革的推進，1988年8月，央行宣布成立中國金融電腦公司，獨立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主要任務是從事人民銀行电子化項目的規劃、建設、管理、協調工作。
建立現代化的支付系統，需要依託現代化的通信網絡，指望地面通信線路解決金融系統的全國聯網問題並不現實。1989年5月，中央批准人民銀行建設中國金融衛星專用網。
這一任務落在了1990年5月成立的央行清算總中心肩上，同時推進的還有电子聯行系統。
全國金融衛星網以北京沙河為主站，在全國各地建設小站。如今的清算總中心主任貝勁松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
「當時主站周圍都是農田，交通很不便利，需步行3公里才能搭乘公交車到城裡。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大家只能在沙河單位食堂用餐，睡在集體宿舍。
建設衛星小站的任務更加艱巨，建站技術人員要轉戰全國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羅盤、帶着頻譜儀，到達目的地后馬上架天線、找衛星、調試室內單元，效率最高時一天可建一個衛星小站。」
1990年6月，央行將中國金融電腦公司正式更名為中國金融电子化公司，金電公司由此而來，原电子計算中心則被成建制併入。
金電公司獨攬全局的情形沒有存在多久。1991年，央行決定成立科技司，剝離金電公司的政府職能；之後又將清算總中心剝離出去。
從此，金電公司主要承擔电子化項目建設與實施、电子化資金管理等職能；清算總中心則專門負責支付清算系統的建設、運行、維護和管理。
科技司最初的名字是金融科技司，籌備組負責人叫印甫盛，他還是首任清算總中心主任，此前則擔任金電公司總經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早年曾在遼寧省朝陽柴油機廠做技術員。他在1984年參與創辦了四通公司——中國最早的民營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網（四通利方）的源頭。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努力下，金融科技進步獎被納入國家科技進步獎系列；當年10月，金融科技司召開了中國金融科學技術委員會成立大會。
在太平洋對岸，1992年，美國參議員阿爾·戈爾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紀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計劃，俗稱為“信息高速公路”戰略。
中國決策層同樣對新興技術表現出了極高的重視度。1993年6月1日，最高領導人來到央行清算總中心進行實地考察調研，並發表了《實現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講話。
幾天之後，剛剛掛牌重組的电子工業部召開全國电子工業電視電話會議，提出在全國組織實施涉及國民經濟信息化的金橋、金卡和金關工程，即“三金工程”。
金卡工程是一場涉及各類卡基應用的社會信息系統工程，大大推動了中國銀行卡的聯網通用，併為後來銀聯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1994年4月，一條帶寬64K的國際專線，宣告中國成為第77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的國家。次年，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誕生了。
3
當央行金電系統以北京為大本營披荊斬棘之時，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同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金融科技熱潮。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93年初，剛剛履新招行副行長不久的萬建華，有一天飯後散步，在蛇口商業大街看到了一台當時還很罕見的ATM，卻驚奇地發現ATM显示屏上矇著厚重的灰塵，銀行卡插卡口則掛着零星的蛛絲。
這一幕給萬建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2013年出版的《金融e時代》一書中寫道：
「它獨立一隅，基本上淪為一個尷尬的擺設。作為銀行管理人員，我們在心裏也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究竟會有多少人使用這個“自動”的“取錢機器”呢？」
在創辦銀聯之前，萬建華在招行工作了8年，是招行早期金融科技戰略的主要推動者。
萬建華與招行的緣分頗深。1986年，還在央行任職的萬建華，抱着金融改革的熱情，提議並參與推動了招商銀行的組建。1993年初，萬建華從澳大利亞留學歸來，接受招行首任行長王世楨的邀請出任副行長，此後升任常務副行長。
那會招行還只是一家地方小銀行，對科技卻有着非比尋常的重視。
一個被老招行人津津樂道的細節是，創立初期的招行經費有限，辦公樓都是租借的，卻不惜重金建起了規模可觀的培訓中心和電腦中心。
也就是從1993年開始，在王世楨、萬建華等人的帶領下，招行踏上了快速崛起之路，並在中國金融科技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興行”戰略，並率先推出了集本外幣、定期活期、多儲種、多幣種、多功能服務於一身的“一卡通”。
1999年，招行啟動了國內第一個網上銀行體系“一網通”，全國所有分行同時推出了網上個人銀行、網上企業銀行、網上支付、網上商城、網上證券的五大業務種類。
2000年，招行又很早推出“手機銀行”服務，通過全球通GSM網絡，用戶可以在手機界面直接完成各種金融理財業務。
從那個時候起，招行就初步確定了將虛擬銀行發展成為客戶服務主要渠道的思路，而同期其他銀行根本還沒有將虛擬銀行上升到戰略高度。
同一時期，在與深圳隔海相望的珠海，工商銀行走上了一條更加硬核的金融科技創新之路。
實際上，招行的金融科技創新主要針對經營地域有限、網點數量不足的痛點，通過產品創新和模式創新，以虛擬銀行實現彎道超車；而工行這種國有大行，網點遍布城鄉、人員規模龐大、管理難度很高，迫切需要搭建起一整套的現代化銀行系統，實現集中統一的数字化管理。
為打造自主研發能力，1996年6月29日，工行正式成立軟件開發中心，來自各地的行內科技精英齊聚珠海，組建了一支數十人的小團隊，總行科技部副主任紀梅麗出任軟件開發中心總經理，開啟了一段金融科技創業史。
1997年，工行軟件開發中心啟動了“CB2000”系統的開發，這是工行自主研發的超大規模銀行應用軟件系統，在當時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
1999年，工行啟動數據大集中工程，也就是“9991工程”，這同樣是中國金融系統數據集中的開創性工程。爾後工行建成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南、北數據處理中心，實現了全行經營數據的集中。
在此過程中，姜建清在2000年初正式掌舵工商銀行。他曾於1994年-199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當時正是美國互聯網大爆發之際，互聯網金融創新隨之興起了。
這段並不算太長的留洋經歷，深深影響了姜建清。在他主政工行16年間，不僅造就了“宇宙行”的美譽，在金融科技上同樣引領同行。
工行軟件開發中心，一個從珠海起步的科技部門，這些年來共有11項成果獲得人民銀行科技進步一等獎、59項成果獲得二等獎、54項成果獲得三等獎，以絕對優勢領跑全行業。
而工行軟件園所在的珠海唐家灣，一度成為中國金融科技重鎮，多位領導人曾蒞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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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千年即將到來之際，互聯網泡沫愈演愈烈，促使金融業深度思考科技革命的影響。
「這是一個對金融服務業極富挑戰性的時代。不僅如此，我們將目睹一股持久的強風席捲而來，或創造，或毀滅。在這等變革面前，我們在市場、服務、技術等領域都毫無退路可走。」
在1999年末出版的《美國銀行業的科技革命》一書的開頭，姜建清引用了刊登在《銀行家》雜誌上的這段話。
姜建清同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金融高科技的發展及其深層影響研究》，其中許多概念和理論放在今天毫不過時。
但在當時，流傳最廣的還是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1994年拋出的那句預言——“傳統商業銀行將成為21世紀的恐龍。”
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世界首富大放厥詞罷了。那會網上銀行浪潮席捲全球，金融機構看上去掌控了金融科技的主導權。
僅有極少數人真正聽了進去，其中之一是王世楨的繼任者馬蔚華，他從1999年起做了14年的招行行長。馬蔚華後來見到蓋茨本人還戲稱，那句預言讓他十幾年沒有睡好覺。
萬建華從招行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2001年，他領銜受命，從深圳回到闊別8年的北京，負責組建中國銀聯，擔任籌備組組長。
彼時，正值互聯網泡沫破滅，科技行業哀鴻遍野。新浪、網易和搜狐上市不久就遭遇血崩，而成立不久的阿里和騰訊，更是經受着生死考驗。
最艱難的時候，阿里的賬面資金只能維持半年多，馬雲被迫收縮業務並大量裁員，幾乎所有的海外員工都被裁掉了；而馬化騰幾乎走投無路，差點把開發出的ICQ軟件以60萬元的價格賣給深圳電信數據局。
這兩家公司最終活了過來，藉著中國經濟起飛的大勢，崛起為全球前十的互聯網巨頭，並且以支付為起點，一步步踏上金融科技舞台的中央。
在此期間，工行在股改上市之後登上全球銀行業王座，招行成長為有着“零售之王”美譽的全國性銀行，銀聯更是崛起為同VISA和萬事達分庭抗禮的卡組織巨頭。
它們都足夠優秀，但面對騰訊和阿里的闖入，一度無力招架，至今依然焦慮。
對姜建清、馬蔚華和萬建華們來說，他們曾開創了一個黃金時代，最後卻不得不見證新生勢力揭竿而起。
一代人努力締造的金融科技傳奇，終究還是成為了下一代人習以為常的環境。
這是每一代人都必須接受的殘酷。沒有人永遠屹立潮頭，但總有人正乘風破浪。
一個比過往任何時代都要精彩、盛大的金融科技時代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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