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漢:規範疫情防控期間“線上”團購套餐價格

  中國消費者報武漢訊(記者吳采平)為確保重要民生商品網上選購配送等價格穩定,規範武漢市疫情防控期間“線上”團購套餐價格行為,打擊哄抬價格等各類價格違法行為。2月20日,湖北省武漢市市場監管局發出通告,進一步規範武漢市疫情防控期間“線上”團購套餐價格行為。

  不得捆綁銷售。適用“線上”團購套餐的重要民生商品包括米、食用油、麵粉、肉、蛋、菜、奶、調料、水果、日常生活用品等滿足消費者最基本的必需消費品,經營者制定“線上”團購套餐品類應該符合實用、經濟、急需的原則,非消費者必需消費品不得列入“線上”團購套餐進行捆綁銷售。

  “線上”商品價格不得高於“線下”。經營者應嚴格遵守《關於商品和服務實行明碼標價的規定》,“線上”團購套餐除標示總價外,內含商品應分別標價,且標明品名、產地、計價單位(數量或重量)、銷售價等,對於有規格、等級、質地等要求一併標明。有“線下”門店的,“線上”商品價格不得高於“線下”門店同類商品標示價格。各商品銷售價格之和不得低於套餐總價。

  不得哄抬價格。經營者應嚴格遵守《市場監管總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不得哄抬價格。

  經營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經營者應嚴格遵守《禁止價格欺詐行為的規定》,不得採取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缺數量等手段,使數量或者質量與價格不符,不得有誤導性標價等價格欺詐行為。

  經營者不得有《湖北省價格條例》第九條所列的不公平價格行為。

  經營者違反上述規定的,對未造成實際危害後果,經市場監管部門提醒、告誡立即改正的違法行為,可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行政處罰;對於相互串通操縱價格、哄抬價格牟取暴利等社會影響惡劣的違法行為,依法從重從快處理;涉嫌構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責任編輯: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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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清退,處處關店!北京市場監管局與電商平台建立涉疫跨平台聯防聯控機制

  中國消費者報北京訊(記者賈珺)“一處清退、處處關店”。如果發生哄抬價格、虛假宣傳、銷售假冒偽劣防疫用品等嚴重違法行為被一家平台清退的商戶,也將被其他電商平台清退。北京市市場監管局宣布,該局聯合京東、阿里、拼多多、微店、蘇寧易購等5家全國知名電商平台企業,共同建立了涉疫跨平台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如果疫情防控期間出現嚴重違法行為,被一家電商平台清退的商戶,北京市市場監管部門將該商戶信息轉遞給其他平台,聯合防範不法商戶跨平台從事違法經營活動,做到“一處清退、處處關店”。

  據了解,在涉疫跨平台聯防聯控工作中,北京市市場監管局作為電商平台之間的“信息中轉站”,加大協調力度,及時將被清退商戶的主體信息交換給各平台進行共享。各電商平台企業積極響應市場監管部門動議,已經累計提供有關信息70條,並匯總形成動態更新的涉疫被清退商戶“黑名單”。

  電商平台通過信息比對,能夠及時掌握自家平台內已被其他電商平台清退的不法商戶情況,並按各自的平台規則採取接續清退措施,防止被清退商戶借自家平台繼續違法經營。目前,5家平台企業共發現並清退跨平台不法商戶26戶次,電商平台聯手遏制違法商戶的效果初顯。對於暫時不存在跨平台經營的被清退商戶,電商平台也會主動將其納入限制入駐自家平台的主體名單,不再接納不法商戶的入駐申請。

  此次政府部門牽頭開展的跨電商平台聯防聯控工作得到平台企業普遍認可,認為跨平台合作機制切中網絡治理薄弱環節,變平台各自為戰為全網聯手共治,充分發揮了電商行業的協同自律作用。

  下一步,北京市市場監管局將不斷探索電商領域政企協同、多元共治的經驗做法,完善防控業務規則,擴大平台參與範圍,提升風險應對能力,與各大電商平台企業一道,推動疫情期間臨時性的合作模式向常規化、制度化的新型監管模式轉變,共同凈化網絡市場環境。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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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例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務案被告人被判8個月

  新華社上海2月21日電(記者蘭天鳴)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21日採用互聯網在線庭審模式,依法公開開庭“雲審理”上海首例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務案件,併當庭宣判,以妨害公務罪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8個月。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2020年2月9日13時30分許,被告人張某與其家人駕車返回其居住的小區時,小區保安王某根據疫情防控需要,對被告人張某及其家人檢測體溫。因被告人張某兒子體溫異常,小區保安要求其暫緩進入小區,並在二次測量體溫正常后,予以放行。被告人張某對此表示不滿,不肯駛離停放在小區入口處的車輛,致使其他業主車輛無法通行,並引來多人圍觀。

  當日14時許,民警到達現場,對被告人張某予以勸解並要求其駛離車輛,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被告人張某拒不配合,民警遂告知其若再不配合挪車將依法對其採取強制措施。當日14時30分許,被告人張某進入車輛駕駛室,但仍拒絕駛離。經民警多次警告后,被告人張某發動車輛,並採用點剎方式駕駛車輛拖延駛離。民警遂要求被告人張某下車,但其拒絕下車,后在民警對其強制帶離期間,突然加速駕駛車輛,致民警手臂被車輛撞擊。

  上海青浦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張某為逃避處罰,採用駕駛機動車拖拽的暴力方式阻礙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其行為已構成妨害公務罪,依法應予懲處。被告人張某到案后雖如實供述其罪行,但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的關鍵時期,拒絕遵守社區疫情防控管理相關規定,暴力妨害公務,嚴重危害社會管理秩序,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依法應從重處罰。上海青浦法院遂作出上述判決。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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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花生仁引發的千萬元醫療官司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劉文新)2歲幼兒因支氣管吸入花生仁到醫院求診,后因錯誤的治療導致其罹患腦癱、癲癇等嚴重疾病,構成一級傷殘,需終身護理。一審法院裁定醫院承擔八成賠償責任,賠償患兒經濟損失204.8萬元。經上訴,此案最終以調解的方式結案,204.8萬元的賠償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給患兒,目前已分3次支付了144.8萬元。2026年後產生的後續治療費以及2036年後產生的殘疾賠償金,患兒可按法律規定另行主張。

  吃花生意外被嗆着了

  2013年2月4日晚上7點,蛇年春節即將來臨。重慶開縣2歲4個月的羅瀟(化名)在媽媽的陪伴下,上樓梯準備到二樓睡覺。她看到樓梯上有顆花生仁,就檢起來放進嘴裏,一邊嚼着,一邊“咯咯”地笑着,沒想到意外被嗆着了,第二天出現咳嗽及發熱癥狀。媽媽帶她到重慶市開縣人民醫院門診求診,胸片提示“兩肺散在少許炎症”,建議轉上級醫院。

  同年2月7日,羅瀟轉至重慶市三峽中心醫院住院治療。醫生決定實施支氣管鏡檢手術,取出異物。但羅瀟肺部感染嚴重,需抗炎、抗水腫治療后再實施手術。第三天21時,羅瀟突然呼吸急促,光反射遲鈍,醫院立即安排手術救治。手術記錄显示:異物位於左支氣管內,為花生碎粒,仔細檢查異物位置、數量、大小和形狀後用吸痰器吸出花生碎粒。

  同年2月14日,羅瀟轉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住院治療。第二天,重慶兒童醫院對羅瀟實施支氣管異物取出術,術中發現,異物位於左上恭弘=叶 恭弘支氣管開口,為1/4粒花生仁。

  十幾天後,羅瀟出院。

  沒想到當年5月10日,羅瀟再次到重慶兒童醫院治療,診斷為“缺血缺氧性腦病、繼發性癲癇”。

  兩家醫院被索賠1218萬元

  2013年11月20日,重慶市明正司法鑒定所對羅瀟的傷情進行鑒定,結論為:腦癱患兒羅瀟屬1級傷殘,終生需2至3人完全護理,終生需行抗癲癇藥物治療和康復性治療,每月需費用約9000元人民幣。

  2014年6月3日,羅瀟的父母以羅瀟的名義,將開縣人民醫院和三峽中心醫院訴至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兩家醫院連帶賠償羅瀟醫療費、後續醫療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損失共計1218.5萬餘元,其中殘疾賠償金、後續護理費按20年計算,後續治療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按72年計算。

  2015年10月22日,重慶市司法鑒定專家委員會受法院委託,對兩家醫院的過錯程度以及羅瀟的傷殘等級進行鑒定,認為:開縣人民醫院在不存在醫療過錯;三峽中心醫院存在醫療過錯,對羅瀟目前的後果應承擔主要責任;羅瀟吸入異物后沒有及時就診和提供異物吸入史,自身所患疾病,對其醫療後果應承擔次要責任。

  庭審過程中,三峽中心醫院辯稱,醫院在手術前盡到了充分的告知義務,手術符合規定,手術后,氧飽和度得到了明顯改善,手術效果明顯。三峽中心醫院的醫療行為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而且,腦水腫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羅瀟的法定代理人延誤了治療,其損害後果及各項費用應由羅瀟自行承擔。另外,羅瀟自身疾病相當嚴重,生存年限不可能很長,羅瀟主張賠償72年沒有依據。

  法院判10年後可繼續維權

  重慶市二中院審理認為,經權威部門出具的鑒定意見證明,開縣人民醫院在本案中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三峽中心醫院在對羅瀟的診療行為中存在過錯,且承擔主要責任,酌情確定由三峽中心醫院對羅瀟的損失承擔80%的賠償責任;羅瀟自身因素也是導致其目前後果的原因之一,羅瀟對其醫療後果損失自擔20%的責任。

  經法院核算,羅瀟因醫療傷害遭遇的損失有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殘疾賠償金、後續治療費、後續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204.8萬餘元。其中,殘疾賠償金按20年計算,後續治療費、後續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器具費按10年計算。

  2017年3月7日,重慶市二中院一審裁定三峽中心醫院賠償羅瀟經濟損失204.8萬餘元。

  三峽中心醫院不服一審判決,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2017年8月31日,經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調解,三峽中心醫院與羅瀟達成協議:由醫院賠償羅瀟經濟損失204.8萬餘元。2026年後產生的後續治療費以及2036年後產生的殘疾賠償金,羅瀟可按法律規定另行主張。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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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買到“二次銷售”車 索“退一賠三”獲法院支持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耿記安)花23萬元購買的新車,竟然被4S店開具過銷售發票,辦理過行車證,購置過保險,還被4S店以“車輛存在嚴重質量問題,有較大安全隱患,經銷商要求對車輛進行召回”為由退過保。日前,在河南省洛陽市消費者協會的支持下,消費者終於等到了“退一賠三”的終審判決。據悉,這是河南省首例依據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汽車消費欺詐“退一賠三”的案例。

  新車上牌被發現“二次銷售”

  2016年9月20日,洛陽市消費者曹女士與洛陽中豫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洛陽中豫4S店)簽訂了《車輛定購合同》,以23萬元價格訂購了一輛大眾尚酷2015款2.0TSI豪華版轎車,並約定於2016年10月9日交車。

  交車當月,河南省幾部門聯合發文,要求自2016年11月1日起,全省所有進口、銷售和註冊登記的輕型汽油車、輕型柴油車、重型柴油車,須符合國五標準要求。

  洛陽中豫4S店發放的銷售宣傳彩頁显示,曹女士所購車型排放標準為“國五”標準。可當曹女士為車輛辦理機動車登記手續時,車輛一致性證書显示“排氣排放物 CCC認證引用的標準號及應對的實施階段:GB18352.3—2005(Ⅳ)”(即國四標準),致使曹女士未能在河南省辦理機動車登記手續。曹女士多次與洛陽中豫4S店交涉未果。

  2017年1月5日,曹女士在山西為車輛落戶上牌的過程中,經車管所檢測發現,該車車架號之前被人用印泥和膠帶拓過並留有殘膠痕迹。曹女士通過相關部門了解到,該車於2015年4月30日被開具過售車發票,並於2015年5月23日以“豫CZY370”的號牌在洛陽太平洋保險公司投保,同年6月2日保險終止。

  2017年1月12日,感覺上當受騙的曹女士向洛陽市消費者協會投訴洛陽中豫4S店存在銷售欺詐行為。

  消協支持訴訟“退一賠三”

  洛陽市消協受理投訴后,針對曹女士反映的問題,向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洛陽中心支公司和洛陽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發出協查公函。

  調查显示,曹女士所購車輛於2015年5月23日在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洛陽中心支公司被投保了交強險、車輛損失險、第三者商業責任險、車上人員責任險及全車盜搶損失險,投保時的車牌號為“豫CZY370”,投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均為洛陽中豫4S店。2015年5月27日,洛陽中豫4S店以“車輛存在嚴重質量問題,有較大安全隱患,經銷商要求對車輛進行召回”為由退保,保險合同於2015年6月2日終止。對於車輛投保退保的情況,洛陽中豫4S店均未告知曹女士。

  洛陽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查詢結果显示,車牌號為“豫CZY370號”的車輛,是由第三方劉某於2014年10月在洛陽眾捷汽車有限公司購買,該車輛為上海產的大眾汽車。

  對曹女士投訴的情況,洛陽中豫4S店答覆洛陽市消協稱,曹女士在“國五”標準實施之前就已經購買該車輛,其未能在河南辦理入戶手續,應後果自負。至於車輛投過保,是4S店為了向廠家申請試駕車才購買了保險,后因該車輛並未用作試駕車,才申請了退保。在曹女士購車當日,4S店已經出具發票、合格證等,不存在把二手車當新車銷售的行為。

  洛陽市消協多次組織雙方進行調解。曹女士要求洛陽中豫4S店退還全部購車款,賠償車輛已交購置稅和保險費,並賠償3倍購車款。洛陽中豫4S店堅持認為自己不存在欺詐行為。

  2017年4月28日,洛陽市消協終止調解。洛陽市消協認為,洛陽中豫4S店的行為已經構成了銷售欺詐,支持曹女士向洛陽市瀍河回族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洛陽中豫4S店“退一賠三”。為了幫助曹女士維權,洛陽市消協指派了律師團成員中3位資深律師為曹女士提供訴訟支持。

  法院判4S店欺詐成立

  洛陽市瀍河回族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洛陽中豫4S店除應保證所提供車輛具有新車的質量和性能外,還應在銷售時真實、全面地告知曹女士涉訴車輛相關信息,但洛陽中豫4S店未告知涉訴車輛曾以被告名義進行購買、投保、退保的事實,客觀上剝奪了曹女士是否選擇該涉訴車輛作為買賣合同標的物的權利。其次,宣傳彩頁明確標註該車輛為“國五”標準,致使曹女士未能在河南省辦理車輛登記入戶事宜。綜上,洛陽中豫4S店未能將涉案車輛的全部情況如實告知原告,剝奪了曹女士對所購車輛的自主選擇權,洛陽中豫4S店的行為構成欺詐。

  今年1月21日,法院依據《消法》《合同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一審判決洛陽中豫4S店退還曹女士所購車款23萬元,並賠償曹女士69萬元,撤銷雙方簽訂的《車輛定購合同》。

  洛陽中豫4S店不服一審判決,向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洛陽中豫4S店認為,之前為涉案車輛辦理過的“開據銷售發票、行車證、買退保險”等業務只是為了套取汽車生產廠家的返利而進行的正常經營項目。該車是新車,辦理行車證和購買保險的行為不影響曹女士的利益,不應當成為4S店必須告知的事項。

  洛陽市中院認為,判斷經營者的行為是否誤導消費者,應當採用一般標準,即以一般消費者的認知水平和常識能力為準,只要經營者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誤導消費者,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並不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者損害的發生。洛陽中豫4S店沒有將車輛的重要信息進行告知,侵犯了曹女士的知情權,構成欺詐。據此,洛陽市中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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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報道:如何打贏這場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

  編者按 日前,廣東省消委會就生產銷售假鹽提起的懲罰性賠償消費公益訴訟一審勝訴,這意味着消費公益訴訟的訴求拓展到懲罰性賠償領域並得以落地,在我國消費公益訴訟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消費者協會近日召開專家論證會,就消費者組織在消費公益訴訟中如何提起懲罰性賠償訴求進行探討。為進一步研究和推動懲罰性賠償消費公益訴訟,進一步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作用,本報自即日起開設“探索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專欄,圍繞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面臨的制度性難題進行系列報道。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任震宇 李青山)日前,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提起的3起生產銷售假鹽公益訴訟案一審勝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消委會提出的判令被告支付懲罰性賠償金167480元,並在省級媒體賠禮道歉等訴求。這是自修訂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以來,消費者組織提起的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首次獲得法院支持。近日,《中國消費者報》記者採訪多位相關人士,他們講述了這起里程碑式公益訴訟背後的故事。

  為何要提懲罰性賠償訴求

  2017年4月,廣東省消委會收到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發來的4份《檢察建議書》,認為4起有關食品安全犯罪存在不特定消費者合法權益被侵害的情形,建議廣東省消委會根據法律賦予的職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

  經過縝密的研究和調查,2017年10月26日,廣東省消委會正式提起4起與銷售假鹽相關的消費公益訴訟。值得注意的是,這4起消費公益訴訟中,廣東省消委會除了要求被告在媒體上公開道歉並承擔訴訟費外,還要求其承擔銷售假鹽收入10倍的懲罰性賠償。

  在提起訴訟之前,廣東省消委會調查發現,其他消費者組織此前提起的消費公益訴訟,大多數是制止之訴,也就是要求法院制止被告的某種侵犯不特定消費者權益的不法行為。企業被起訴後會很快整改,所以訴訟結果往往是撤訴、和解,產生的影響力有限。

  廣東省消委會秘書長楊淑娜告訴記者:“我們認為,消費公益訴訟通過司法手段,不僅要制止侵害不特定多數消費者的不法行為,還要嚴懲,以遏制犯罪。所以,如果公益訴訟只停留在制止層面,只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很難達到上述目的。而經濟賠償就是最好的武器。相比於行政處罰、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讓不法經營者更有痛感,也更能發揮公益訴訟的作用。”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一款:“原告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請求被告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也就是說,司法解釋所規定的消費公益訴訟訴求中,只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並未將“賠償”作為訴求明確列入。為何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支持了廣東省消委會的“懲罰性賠償”這一訴求?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環資庭副庭長韓方向記者解釋:“一般的消費者買鹽后不太可能保留小票留待日後維權,所以這一案件很難找到直接受害人。但沒有受害人起訴不等於就可以免除不法經營者所應當承擔的民事侵權責任。而消費公益訴訟具有替代性和補充性,在難以找到具體受害者的情況下,消委會提起公益訴訟就是發揮其替代性的作用。既然消費者根據《食品安全法》享有10倍賠償金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相應地,消委會也有權提出懲罰性賠償要求。”

  為何以獲利額作計算標準

  在廣東省消委會提起的4起消費公益訴訟中,對懲罰性賠償金的計算,採用的是根據其違法銷售價款作為賠償計算基數的方式,即不法經營者銷售了多少假鹽,銷售價款為多少,再乘以10,即為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

  如在起訴彭某某等7被告的訴訟中,廣東省消委會根據此前的刑事判決所認定的事實,確定7被告生產、銷售食鹽120噸,收入約126746.34元,根據《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應處以價款1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即被告應承擔1267463.4元的賠償金。

  “由於此前消費公益訴訟沒有涉及懲罰性賠償的案例,沒有經驗可循,當時我們考慮到涉及食品的案件還是根據《食品安全法》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提出了違法銷售價格10倍的懲罰賠償金,這樣就免去了民事賠償中以直接損失作為賠償依據和計算標準的限制。”廣東省消委會秘書長楊淑娜告訴記者。

  無獨有偶,在2017年10月由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另一起假鹽案消費公益訴訟中,同樣提出了以假冒偽劣食鹽銷售額為基數的懲罰性賠償要求,也獲得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支持。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周虹告訴記者:“我們也考慮過其他一些辦法,但是最終還是認為,以銷售所得總價款為計算依據最合理,取證成本也最低,被告也認可這個計算依據,這個計算標準最終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說明它確實是可行的。”

  懲罰賠償金為何上繳國庫

  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中,對於懲罰性賠償金的處置是由法院繳付國庫。

  廣東省消委會秘書長楊淑娜告示記者,雖然是消委會提起的公益訴訟,但賠償金不能直接判給消委會,因此如何處置這筆賠償金確實是個問題。“公益訴訟是對不特定消費者權益的維護,私益訴訟則是具體受侵害的消費者主張權益,所以我們主張賠償金由法院來代管,消費者來主張,消費者能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權益受到侵害,就可以從這筆賠償金中獲得一部分,待相關受損的消費者訴訟時效到期后再由法院上繳國庫,這樣就解決了賠償金處置的問題。”

  法院的判決並未同意由法院託管,而是判決將懲罰賠償金直接上繳國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環資庭副庭長韓方告訴記者,將懲罰賠償金上繳國庫,其性質就發生了轉化,變得和行政罰款、刑事罰金差不多了,所以這確實不是最理想的方案。法院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裁決,原因在於公益訴訟的懲罰賠償金缺乏更好的處置途徑。

  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周虹向記者表示,在此之前的訴訟案例中,環境公益訴訟的賠償金就出現過“處置難”的問題,財政部門不管這些賠償金,也沒有第三方的基金託管單位,所以雖然知道公益訴訟的賠償金不同於行政罰款,上繳國庫並不合適,但在難以處置的情況下,也只有將賠償金上繳國庫。“將民事懲罰賠償金上繳國庫,在目前的情況下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樣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但未來我們希望能設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將公益訴訟的賠償責任與私益訴訟的賠償責任銜接起來,這才是消費公益訴訟懲罰賠償金更理想的處置方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環資庭副庭長韓方說。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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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從銀行要回被警方追回的盜刷金?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余知都)自己的銀行卡在外地被不法分子盜刷2.5萬餘元,湖南長沙市民龍愛蓮起訴后,法院判決銀行承擔70%的責任,賠了1.7萬餘元,她自己則承擔了30%的責任。然而,一年多后,龍愛蓮意外得知,由於警方破案及時,當年被盜刷的2.5萬餘元並未實際從銀行划走。龍愛蓮多次找到銀行,要求退回自己承擔的30%資金,遭到銀行拒絕。

  信用卡被盜刷

  銀行被判擔責70%

  2014年年初,龍愛蓮向湖南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申辦福祥貸記卡一張。2016年3月12日上午10時52分,龍愛蓮的手機收到銀行短信提示,显示該卡在江蘇省無錫市涵之信商貿有限公司消費25004元。龍愛蓮隨即持身份證和銀行卡到附近的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黃合分理處申請信用卡掛失,並與銀行工作人員就信用卡在外地被盜刷事宜進行交涉。銀行方面表示無法處理。隨後,龍愛蓮向長沙、無錫兩地公安機關報案。

  2016年3月16日,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將被盜刷的25004元計入龍愛蓮當月的應付賬單,並於2016年4月9日從她綁定的還款儲蓄卡中扣取該筆款項。龍愛蓮以25004元消費是犯罪分子盜刷為由,要求銀行退還25004元,遭到銀行拒絕。

  2016年4月25日,龍愛蓮將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起訴至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銀行賠付自己的損失25004元。

  2016年5月31日,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經查,法院確認該案是他人持偽卡在POS機透支消費25004元。法院審理認為,銀行負有保障客戶信用卡賬戶安全的義務,應對案涉銀行卡被偽造后交易產生的損失承擔相應責任;龍愛蓮作為持卡人,有妥善保管信用卡及其密碼的義務,不排除未能妥善保管其信用卡密碼,龍愛蓮對其銀行卡被盜刷也存在過錯。法院判決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承擔70%的責任,即向龍愛蓮返還17505.8元。龍愛蓮自行承擔30%的責任,即承擔7501.2元。

  判決后,長沙天心農村合作銀行主動履行了退還義務。

  盜刷者被抓獲

  錢仍在銀行手中

  正當龍愛蓮將銀行卡被盜刷一事漸漸淡忘的時候,2016年12月的一天,龍愛蓮意外地接到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嚴法官的電話,告知盜刷信用卡的犯罪分子趙某某在盜刷她信用卡幾小時后被無錫警方抓獲,已由檢察院向人民法院起訴。法官還告訴龍愛蓮,趙某某用25004元刷卡購買的是一對手躅,結案后可以將手躅返還給龍愛蓮。

  隨後,龍愛蓮得知,趙某某已於2017年3月被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目前手躅仍由無錫警方保管。法官要求龍愛蓮與警方聯繫返還手躅事宜。

  幾經周折,龍愛蓮與無錫市濱湖區河捋口派出所辦案民警謝警官聯繫上。不料,謝警官的一席話差點把龍愛蓮氣得暈過去。原來,謝警官告知龍愛蓮,手鐲不能返還給她,因為當年被盜刷的25004元並未從銀行付至商戶。換句話說,銀行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手躅必須返還給商戶。

  經多方聯繫,今年年初,謝警官將從江蘇銀聯取回的盜刷25004元未交付給商戶的證明交給龍愛蓮。龍愛蓮數次找到銀行,要求銀行向其支付25004元的30%,銀行以種種理由予以拒絕。

  損失沒發生

  銀行該不該還錢

  龍愛蓮能否從銀行要回當年因信用卡被盜刷損失的30%資金?湖南榮湘律師事務所律師袁亞雲認為,銀行在本案中具有明顯過錯,不僅未履行經營者的義務,還有欺詐的嫌疑。首先,銀行在將刷卡金額記入消費者的帳單前,應當核實刷卡資金是否已經從銀行流出。如資金確已從銀行流出,應當記入帳單,但如資金並未從銀行流出,就不能記入消費者的帳單。其次,資金是否從銀行流出的相關信息,由銀行單方面掌握,因此銀行有核實該信息的義務。第三,銀行存在兩種可能,一是沒有核實該信息,這說明銀行在管理上存在漏洞,該管理漏洞會嚴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二是銀行已經核實該信息,但揣着明白裝糊塗,那就涉嫌欺詐。“銀行不僅應當把刷卡金額的30%退還給消費者,而且應當賠償消費者受到的其他損失,消費者還有權要求銀行賠禮道歉”。袁亞雲說。

  湖南睿邦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律師劉明認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中,法院判決消費者承擔全部損失30%的民事責任,是基於該信用卡被盜刷25004元的損失確實存在,而由於刑事案件的偵破,足以證實銀行並未被盜刷產生25004元的損失,沒有理由讓消費者為這筆沒有被實際盜刷的所謂“損失”買單。銀行應當在基於上述事實的基礎上立即返還相關費用給消費者。

  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捷也贊同上述觀點。他認為,根據無錫警方提供的證據,被盜刷的25004元損失並沒有實際發生,從而說明原認定的損失沒有成立,也因而導致法院判定原被告雙方分擔損失責任的事實基礎消失。在此新的事實基礎上,消費者的銀行卡沒有因盜刷發生支付或者盜刷支付並不成功,銀行也沒有損失,25004元款項扣款據此均應當返還。除去已經退回的70%部分,餘下的30%也應依據新的事實應當退回給消費者。

  黃捷認為,如果消費者無法和銀行達成和解,可以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中“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向法院申請再審,通過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確認新證據所證明的新事實,糾正原判決中的錯誤,從而分清雙方的權利義務,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記者手記

  誰來審核銀行有沒有真損失

  銀行卡被盜刷,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這些年來,這類案件一直沿着固定的程序進行,銀行卡一旦被盜刷后即被記入消費者的賬單,消費者被銀行強行扣款后又以銀行未盡到資金安全保障義務為由提起民事訴訟。一般情況下,銀行都被判決承擔責任,有的法院判決銀行承擔全部責任,有的法院判決銀行承擔部分責任。

  在本案以前,幾乎所有類似案件都沒有查清銀行卡被盜刷后資金到底從銀行流出沒有。所有的案件都充分相信了銀行方面的陳述,即因為盜刷,銀行的資金已經流出。

  本案中,消費者的銀行卡雖然被盜刷,但因為消費者及時報警並向發卡行取得聯繫,資金並未從銀行流出。按理,銀行不應當將該筆盜刷金額記入帳單,但是銀行還是記入賬單並強行對消費者進行了扣款。非常巧合的是,犯罪分子被抓獲,刑事案件的承辦法官又聯繫了受害人,才有了驚人的發現,原來銀行的錢壓根就沒有從銀行流出。這到底是特殊情況、是個案,還是類似案件的普遍現象,非常值得思考。(余知都)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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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食葯監局嚴格規範網絡訂餐經營行為

圖為北京市食葯監局東城區安定門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執法人員對“就醬肘子”安定門店進行執法檢查。本報記者郝軍攝影報道

  中國消費者報訊(記者 郝軍)5月16日,記者跟隨北京市丰台區大紅門街道及東城區安定門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執法人員,對南三環中路、鼓樓大街周邊的2家餐飲商戶通過網絡訂餐平台從事超許可範圍線上訂餐、線下製作銷售的行為進行了集中清理整頓。查扣了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工具、設備、原料,對涉嫌存在網絡訂餐違法行為的店鋪立案查處。

  北京市食葯監局食品市場處處長李江表示:“我們一方面全力做好外賣平台上線店鋪資質審查,發現問題及時向社會公開,對違規店鋪在各大外賣平台實行聯動下線;另一方面,將加強執法監督,在對線上違規店鋪進行公示、下線等處理的同時,對線下店鋪進行嚴肅查處,通過責任追究倒逼外賣平台和上線店鋪盡職履責,達到食品安全相關要求。”

  據了解,百度外賣、美團、餓了么三大外賣平台近日在網站建立了違規餐飲店鋪公示專欄,並對其證照的真實性、合法性做出了公開承諾。5月15日,記者在百度外賣APP上看到,“因食品安全問題下線商戶名單”一欄有數據4000餘條。

責任編輯:龐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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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舊家電回收 最初一公里該咋走


資料圖片

  中國消費者報訊(記者 桑雪騏) 互聯網給許多產業的發展都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比如廢舊家電回收。中國家電研究院日前發布的《中國廢棄電器电子產品回收處理綜合利用白皮書2017》(以下簡稱《白皮書》)中特別提出,在2017年,與艱難的廢棄電器电子產品處理行業相比,此類產品回收行業異彩紛呈,“互聯網+回收”企業积極探索新的回收及商業模式。但是記者調查發現,這些新的模式中仍有短板待補。在日前召開的第十一屆電器电子產品回收處理技術及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國際會議(2018)上,有專家指出,“互聯網+家電回收”模式仍處於發展初期,有必要“扶一把”。

  互聯網助力回收業發展

  家裡的大小家電“退休”后該怎麼處理?除了賣給駐紮在小區附近的回收小販,近年來還有一個新渠道——互聯網回收正在悄然興起。人們可以根據“退休”家電的狀況,選擇二手售賣、以舊換新或者公益捐贈。

  2016年6月,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六部門發布的《關於推進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轉型升級的意見》中提出:順應互聯網+發展趨勢,着力推動再生資源回收模式創新;推廣“互聯網+回收”的新模式;探索兩網協同發展的新機制;健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白皮書》显示,2016年,“互聯網+回收”模式主要以手機為主,到2017年,就已經擴展到大家電產品。如深圳的愛博綠、上海的嗨回收、北京的有閑有品等,均以廢舊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大家電為主要回收對象,並在全國各地廣泛布局。“目前,家電回收以走街串巷、個體回收為主的格局仍未被打破。”嗨回收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馬俊表示,我國從2009年到2011年實施了家電以舊換新政策,當時在政策刺激下購買的一批家電產品已經到了更新換代的高峰期,2018年到2021年家電市場的以舊換新將會進入爆發期,消費者對於廢舊家電的回收處理需求將大幅提升。但是,我國家電回收目前仍然是小、散、亂的局面。嗨回收公司調研显示,在廢舊家電回收市場上存在三大痛點:一是回收價格不透明,經常會出現回收人員入戶后二次報價,故意壓低價格的情況;二是缺少專業公司的信用擔保,消費者對於入戶回收安全心存疑慮;三是產品處理方式是否安全也存在隱憂。

  專業的互聯網回收企業不僅可以破解上述難題,而且由於可以有效將回收產業鏈“瘦身”,因此,廢舊電器產品的回收價格可以上漲約30%。據介紹,嗨回收從今年2月開始發力廢舊家電回收行業后就迅速壯大,目前已經和京東、蘇寧等銷售渠道及109個正規的拆解企業達成戰略合作,同時,在120多個城市也布局了線下網絡。

  有閑有品創始人兼CEO張國柱表示,該公司也與多個線上渠道商展開了积極的合作。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開展以來,製造商积極地將業務向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延伸,因此該公司和海爾、美的、小天鵝等企業也開展了廢舊家電的回收業務合作。據介紹,其合作模式是:渠道商通過線上下單,該公司按照區域定位,分配該區域服務工人上門。根據系統設定標準,回收人員上門後為回收的家電打標籤,消費者可以根據標籤上的二維碼跟蹤其後期是通過專業處理後上市流通,還是進入專業工廠進行拆解。

  網絡回收仍存短板

  “為了客戶投訴時能夠和渠道商及時溝通,我把我的辦公室都搬到了渠道商大樓的對面。”張國柱表示,由於該公司較早就與電商平台開展了合作,很多問題都在摸索階段,因此難免出現客戶投訴情況,但渠道商往往會按照相關承諾進行管控和處罰。記者調查發現,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回收業務在與消費者對接的最初一公里上,的確存在短板。

  消費者張女士告訴記者,她父母家的空調已經使用了十來年,去年夏天由於持續高溫,空調製冷能力大幅下降。張女士想趁着“8.18”大促給老媽換一台空調,可是,她在網上下單后,才發現該平台上可以以舊換新,於是她申請退款后在以舊換新頻道內重新下單。可是再次下單后,拆舊師傅迅速和她取得了聯繫,這時候她才知道,拆舊和裝新不是一班人馬,拆舊可以儘快上門,但是由於“大促”爆倉,裝新的日期卻難以確定。不耐熱的父母對此不能接受,她只得再次要求取消訂單退款,等天涼了之後再說。“拆裝不同步,不僅中間會有空檔期,天熱時影響使用體驗,而且因為需要二次上門,家裡還要留人,的確是很麻煩。”張女士說。

  記者打開京東、蘇寧易購和天貓電器城的電器城主頁,認真閱讀頻道欄及產品銷售頁面,均沒有找到以舊換新的入口。在蘇寧易購,記者點開頻道按鈕中的“更多”,在生活服務欄目下找到了以舊換新入口。京東的情況也類似。消費者李女士告訴記者,她從新聞中了解到這些電商平台有以舊換新業務,所以她會直接在搜索欄中以此關鍵詞進行搜索,但是對於不知情的消費者,的確很難找到。

  馬俊表示,送、拆、裝一體其實是一個共同的理想目標,但是要做到這一全鏈條的貫通,成本會非常高,所以這在行業內仍是一個短板。而作為專業的回收企業,只能是盡可能地做到企業內部與合作企業之間流程保持順暢。在接到合作企業的訂單后,企業內部及時派單,拆舊師傅在規定時間內上門。

  “我們在和天貓的合作中,盡量保證在送貨前兩小時拆舊,但是之後的送貨和安裝有可能也不是一批人馬。”張國柱表示。

  據馬俊介紹,由於廢舊家電的回收對於消費者來說是冷關注領域,人們大多不願意下載相關APP佔用自己的手機內存,所以,該公司也開通了微信公眾號入口。

  為進一步了解情況,記者又先後關注了嗨回收和有閑有品微信公眾號。在嗨回收的公司介紹頁面上,明確標註其“主要從事大件廢棄物的回收業務”,回收產品包括空調、電視機、冰箱和洗衣機。有閑有品的主頁上則分為奢侈品回收和其他業務兩個欄目。在其他業務欄目下,又分為大家電回收、手機回收和筆記本回收。在京東和蘇寧易購的回收欄目下,也基本是這幾類產品。

  “現在小家電的品種越來越多,更新迭代也很快,但卻找不到回收渠道。”消費者王女士對《中國消費者報》記者抱怨道。前一陣,王女士家裡處理了一堆小家電,可是網上找不到人收,小區附近的小商販表示,可以用2元價格回收一台全新的豆漿機,其他的如烤箱、加濕器等,可以順手給帶下樓扔掉。常駐北京市海淀區某小區的小販老高告訴記者,因為大家電和電腦、手機有國家補貼,收回來起碼可以送處理廠,也還能有點兒收入,但是小家電沒有處理廠接收,賣到農村去也沒什麼人要,所以收回來反而是負擔。

  需要政策“扶一把”

  在業內人士看來,在互聯網+的浪潮下,我國家電回收行業迎來一輪創業高峰期,然而,能不能找到合適的發展模式,在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保證企業的盈利空間,仍然充滿未知數。有業內人士認為,互聯網+回收企業規模較小,回收成本高,產業鏈短,向再生利用環節滲透不夠,而生活類再生資源除電腦、二手手機等電器电子和廢金屬外,大多是低價值生活廢品,再加上居民和回收者在再生資源價格、回收成本等關鍵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以上都是“互聯網+回收”企業需要破解的難題。

  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電器循環技術研究所主任田暉指出,無論是從解決消費者痛點方面,還是從行業規範發展需要方面來考慮,“互聯網+家電回收”都顯得尤為迫切並且潛力巨大。當前,這一模式雖深受資本青睞,但仍處於發展初期的摸索之中,需要政策層面適當“扶一把”。

  據了解,北京已經開展相關探索工作。日前,北京市發改委會同市城市管理委、市商務委、市經信委,共同啟動了該市廢棄電器电子產品新型回收利用體系試點建設,將環衛、生產、銷售、再生資源回收及互聯網+等5類共13家企業納入首批試點,嘗試通過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以拓寬回收渠道,規範回收環節。

  馬俊認為,對於“互聯網+家電回收”企業來說,最重要的生存邏輯是要找到市場痛點。“家電回收行業的痛點還是比較明顯的。消費者使用回收服務不方便、不放心,傳統回收效率低、不規範,拆解企業找不到靠譜的、可以合作的回收平台等等,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回收企業才能健康持續發展。”

  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相關負責人認為,受政策、資本、行業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今年或將成為“互聯網+家電回收”發展的關鍵一年。隨着家電回收市場擁抱互聯網技術,大量流入不正規渠道的廢舊家電有望重回正軌,形成一條讓消費者、廠商、拆解商、回收商等多方共贏的“綠色通道”。

責任編輯:龐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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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航空公司規範第三方值機服務

  中國消費者報訊(記者 孟剛)海南航空近日在官網發布公告,規範在線選座、值機服務。海航在其公告中表示:海航建議您通過海航官方渠道(包括海航官方網站、海南航空APP、官方微信公眾號)辦理提前選座、網絡值機,或直接前往海航指定值機櫃檯現場辦理選座、值機等業務。

  這已不是第一家航空公司做出規範值機之舉。此前,南航、國航也相繼發布公告,叫停第三方值機服務。

  4月18日,南航在官網發布了《關於規範南航網絡選座、值機業務的通告》,清理未獲得南航授權許可的第三方網絡平台;5月8日,國航同樣在官網發布《關於辦理國航自助值機服務的公告》,清理未經國航授權,為國航旅客辦理值機(為旅客辦理乘機手續)等業務的第三方網絡平台。

  為何多家航空公司紛紛叫停第三方平台的值機服務?對此國航解釋稱,第三方平台的服務存在危及航空安全、旅客個人隱私泄露等潛在風險,國航對旅客的安全風險零容忍。南航稱,第三方網絡平台“通過各種非正常方式擅自為南航旅客辦理選座、值機業務,嚴重擾亂了南航航班運行秩序,已經造成了一定的航空安全風險、信息安全風險和服務風險”。海航則稱,第三方網絡平台以非正常方式擅自為海航旅客辦理在線選座及值機等業務,存在潛在的航空安全、旅客隱私泄露及服務保障等風險。

  據悉,在上述三家公司發出公告后,航旅縱橫、飛常准、攜程等第三方平台紛紛下線了航空公司的值機服務。

  有消費者認為,既然通過一個APP就能完成很多航空公司的值機和選座需求,一般就不會選擇下載多個APP,既佔用空間又降低效率。那麼,航空公司如何看待旅客這樣的需求?其根本原因是什麼?

  業內人士認為,國內三家主流航空公司先後“封殺”第三方值機服務,其實質是移動端流量爭奪戰,以及為了提高直銷機票的比例。

  中國电子商務研究中心分析師陳禮騰表示,第三方平台多元化的服務為用戶提供了更多選擇。在線機票預訂市場中,第三方網絡平台佔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對於航空公司確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因此不得不有所行動。作為資源提供方,在航空公司互聯網轉型升級的的背景下,航空公司開始加強對旅客行程體驗的控制權,OTA(在線旅行社)平台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縮減。

  記者了解到,2015年國資委要求國有航空公司未來三年內直銷比例要提升至50%。而目前,網絡第三方平台機票銷售佔據很大比例,航空公司希望暫停第三方平台的值機服務,讓更多旅客通過航空公司官網購買直銷機票,這樣既不影響機票銷售,又能提高直銷比例。

  民航評論員綦琦認為,隨着技術的改進,航空公司希望其所有服務能直接連到旅客。如果有一個公共、有公信力的平台,對於旅客而言是件好事。但是,這要看這一平台是否觸動了航空公司的核心利益,或者是否存在安全風險。比如非授權網絡平台不具備合理安排座位和航班載重平衡的能力,容易引發航空安全風險。因為配載平衡系統是航空公司運作的,航空公司會根據相關情況來做出調整並對此負責,而第三方平台對此無須負任何責任,這就是航空公司需要旅客直連的最核心原因。

責任編輯:龐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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